2019年9月9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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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守英:"城鄉中國"正在取代"鄉土中國"——兼析"農二代"新特征
    2010年代前后,中國的城鄉關系發生革命性躍遷。隨著80后及90后成為勞動力遷移主力軍,他們沿襲著上一代農民的離土、出村,但是,大多數人卻選擇了不回村、不返農,即便回村的農民所從事的經濟活動也發生重大變化。
    “農二代”的經濟和社會行為變化,正在引發鄉村的一場歷史轉型,農民與土地的粘度發生變化,鄉村的人地關系、農地權利、農業經營制度、農業發展方式、村莊演化、城鄉關系等方方面面呈現新的特征,標志著一個與“鄉土中國”不同的“城鄉中國”的到來,這一階段呈現出新的表征。
代際革命
    在城鄉人口遷移中,80后、90后已經成為主力軍。他們在經濟社會等方面的行為特征呈現顯著的代際分別,甚至具有不可逆性,成為引領中國城鄉關系變革的重要力量。
    他們保留著農民身份,但已不再務農。農二代差不多進入勞動年齡就開始離開家鄉,他們的初次外出務工平均年齡為21.7歲,與農業和土地的關系疏離,每年平均在外時間達9個月,不像他們的上一輩那樣農忙時回家打理農事,他們之中87.3%的人沒有從事過任何農業生產勞動,平均每年花費在農業活動的時間僅0.7個月。他們在城市的就業正在將擅長的建筑業拋棄,僅有10%左右還從事這一行當,而是主要從事更為正式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兩者各超過40%,從事機關、專業技術崗位的比例也在增加,還有部分開始選擇自營勞動或作為雇主生產經營。他們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9.515年,90后更高達9.79年,他們在城里也獲得了比農一代更多的工作技能培訓,人力資本的提高更有利于他們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他們遷移的距離離家鄉更遠,跨省流動、前往東部地區以及大中城市務工經商是他們的主要選擇。他們既看重在外掙錢,也在乎家庭團聚和孩子教育,2003年以來,舉家外出農民工的數量和占比不斷增長,2014年達到21.27%。很大比例的家庭將孩子帶在身邊,在流入地接受教育到初中程度,高中期間由父母一方回縣城陪讀,直到孩子完成高考。
    他們的生活方式基本城市化,農二代在城市的消費方式已經與城市同齡人趨同,樂于通過商場、公園等城市公共設施從事休閑娛樂活動,在外面掙得的收入70%在城市消費。他們不像農一代有錢就在農村蓋房,而是選擇將積累的資本在本地的縣城和城鎮買房,顯示出將未來“落葉歸根”于城而非村的傾向,2016年農民工購房占農民工總數的17.8%,其中購買商品房的為16.5%。農二代購房意愿比本地農業戶籍居民高出很多。他們融入城市的意愿很強,農二代在工作地社保享有比例顯著高于農一代,但是由于城鄉之間的那堵墻的隔離,他們對不被城市接納的感受更強。他們與鄉村的情感聯結漸行漸遠,不少人在春節返鄉時住在縣城或鄉鎮的酒店,再開車回到村里,經過短暫停留后又回城。農二代的“出村不回村”,正在令鄉土變“故土”,傳統鄉土社會的人際關系、禮治秩序、非正式規則等正面臨嚴重沖擊與挑戰。
農業發展方式的歷史轉型
    由于人口遷移,尤其是代際變化,農業勞動機會成本上升,農業發展模式發生歷史性轉折。一是傳統均質小農異質化。到2012年時,純農業戶占18.28%,非農業戶占15.93%,農業兼業戶占30.07%,非農兼業戶占35.72%。
    二是在農業投入上機械替代勞動。農業同非農業用工競爭加劇,勞動力價格上漲,農作物勞動投入成本上升,1999-2015年間,主要作物用工成本上升、畝均用工減少,農民采取減少勞動力投入、增加機械和資本投入的策略,帶來各類農業機械使用量每年6%左右的快速增長。
    三是農地經營制度變遷。土地流轉加快,2003年東、中、西部土地流轉率分別為9%、11.6%和3.86%,到2013年時分別達到26%、31%和20%,2015年時的農戶承包地流轉率達到33.29%,流轉承包地規模4.47億畝,是2010年的2.39倍。土地經營規模有所擴大,農戶戶均耕地在2004-2012年間由7.88畝增加到8.23畝;勞均耕地面積2010-2016年間由6.54畝增加到9.42畝。農地流轉在轉包和出租為主的基礎上出現股份合作、轉讓等形式。
    四是農業發展動能發生變化,2003年以來農業勞動生產率快速提升,其增速遠遠超過土地生產率。2000-2012年間,農業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5.46%,農業人均產值年增長率高達14.11%,同期畝均產量年增長率只有1.73%。長期依靠高勞動投入提高土地單產的傳統農業發展模式正在轉向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現代農業發展模式。
    五是農業功能與形態發生變化,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業在2010年以后增長極其迅速,游客數量從2008年3億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4億人次,2011年躍升至6億人次,并在2014年、2015年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分別達到了12億和22億人次。
鄉村分化成不可逆之勢
    伴隨城市化進程,中國的村莊縮減勢成必然。1985年時全國行政村數量為94.1萬個,到2016年時減少到52.6萬個;全國自然村數量從1990年的377萬個降到2016年的261萬個;1997年時全國村民小組共535.8萬個,到2016年時減少到447.8萬個。未來的村莊數量還會進一步減少,一方面是因為農作方式變化帶來村落與耕作半徑擴大;另一方面是因為村落人口減少后公共服務的供給需要適度規模。
    與此同時發生的是村莊的分化加劇,村落的活化與衰落并存。相當部分村莊由于農二代的歸宿去村化趨向以及農三代的完全城市化,會使多數村莊進一步衰落。還有一類村莊會在新的城鄉關系中復活甚至興旺,其中部分村莊會隨著城市擴展直接融入城市,有一批村莊可能成為連接城鄉的“驛站”,還有一些村莊則因為自身具有的獨特性加上人力資本與企業家的努力而活化,這些村莊或者具有獨特的歷史和文化記憶;或者能夠提供地方性、獨特性、安全性的產品;或者有好的帶頭人;或者找到了可持續發展現代農業的路子等等。
    三是鄉村制度與治理的大變局。隨著鄉村經濟活動與社會關系的變化,維系鄉村社會的血緣、地緣以及人情關系發生變味、趨于淡漠,村民的集體意識減低,村莊共同體的向心力與凝聚力降低。代際革命帶來的村里人成為陌生人,禮治秩序讓位于經濟權力的主宰,村莊治理結構、規則與秩序正在和進一步演化與變遷。
作者:劉守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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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本站 2019-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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